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要把時間倒回55年前。
1965年，四川樂山的深山里，
多了一個地圖上都查不到的
以“909”為代號的絕秘基地……
文 | 路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經授權摘編自路風《新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1958年6月末，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批準聶榮瑧元帥向中央提出的中國自行設計和試制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10月，海軍政委蘇振華率代表團訪問蘇聯，其使命之一就是希望在開發核潛艇方面得到蘇聯的幫助。
但中國代表團沒有料到，蘇方不但沒有答應在核潛艇方面予以援助，甚至不承認自己擁有核潛艇。代表團回國后向中央匯報了情況，周恩來轉達了中央的決心：“不僅原子彈要搞，核潛艇也要搞”！1959年10月1日，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曾提出為中國核潛艇研制提供技術支持的請求。赫魯曉夫傲慢拒絕。“蘇聯不援助，我們就自己干”。中國的核動力研究工作是從學習美、蘇各一本教科書開始的。1961年年底，全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中國決策層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決定把開發核武器列為壓倒一切的重點，二機部也把有關核燃料和核武器的研制列為“一線”任務，而把包括核動力在內的其他工作列為“二線”任務。因為二機部醞釀解散潛艇核動力的研發隊伍，當時直接領導中國核潛艇動力裝置團隊的孟戈非繞開行政上級直接找到海軍政委蘇振華。在軍方的安排下，潛艇核動力的骨干技術隊伍被收到國防科委系統（國防部第七研究院）保護起來，稱為715所。從那時起直到“文革”時期，這支隊伍的隸屬關系在軍方和二機部之間共經歷了五次變更，歸軍方時叫715所，歸二機部時就叫北京15所。1964年，國民經濟全面好轉；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在這種條件下，中央專委于1965年3月批準核潛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馬。1965年8月25日，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決定，同意原子能潛艇陸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夾江縣境內。二機部隨即決定在那里先建一個比較完善配套的反應堆工程研究綜合基地，基地代號為“909”，對外掩護名稱為“西南水電研究所”。幾十年之后，909基地的一條山谷被稱為“中國堆谷”。圖為909基地，上面寫著：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當時的909基地什么都沒有，剛來的人住老鄉家，喝的是稻田和池塘水；以后自己蓋草棚和干打壘房子，并且打出了水井。當地也十分閉塞，打長途電話必須到數公里之外的小鎮郵局去，而且要到晚上八點半以后才能打通北京的。從生活區到工地，相距最遠的有十幾公里，上下班必須坐“班車”——解放牌卡車。許多人得到組織的通知后調到“909”工作。但“909”在什么地方？不知道。“909”是干什么的？不知道。還有許多人是自愿報名來到基地的，一些施工單位也相繼進入。漸漸地，在四川夾江的那塊土地上，聚集起一支號稱“八千會戰大軍”的隊伍。“文革”爆發后，全國各地的許多工廠和研究所停產，各級領導干部和技術專家被批斗，協調09工程的系統面臨癱瘓威脅。1967年3月，自己也身陷政治漩渦的聶榮臻元帥看到國防科委副主任兼七院院長劉華清關于09工程受到沖擊的報告后，于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09工程第三次協調會。當聶榮臻元帥一身戎裝，拄著拐杖步入會場時，全體參會者起立長時間鼓掌。1967年8月30日上午，正在醫院治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接到劉華清親自送來的公函稿，在這份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軍委發出的第一份《特別公函》的左上角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注：《特別公函》未經中央軍委常委會討論，也未請示當時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所以簽發它是冒了很大風險的。】“09工程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的國防尖端工程，任何人、任何單位，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沖擊車間，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停工停產……”。《特別公函》成為“尚方寶劍”，十幾個工業部門的“列車”立刻暢通無阻地駛上“軌道”，派下去的各路人馬再無人敢攔；它也是“大赦令”，一大批被關起來的廠長、書記、科學家和工程師被解放；它也是“動員令”，各個部門紛紛支援，圍繞09工程的龐大機器立刻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1968年，大多數試驗裝置陸續建成，安裝設備后立刻投入試驗工作，909基地成為中國唯一的核動力試驗研究基地。
1969年9月初的一天，715所留在北京的全體科技人員和部分家屬登上一列人、貨混裝的悶罐車，告別北京前往四川……這列悶罐車停停走走，一個星期才到目的地，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從此一輩子留在了這里。1969年，模式堆主廠房的土建施工完成，設備安裝開始。在關鍵的幾個月中，工地上徹夜燈火通明，攪拌機聲、汽車馬達聲、施工小車的嘎嘎聲以及炊事員送加班夜飯的吆喝聲此起彼伏，交相呼應。
例如，重達60噸的反應堆壓力容器是由十多輛大馬力汽車車群牽引，如履薄冰地翻越了18公里山路后才運抵現場；因為沒有大型裝卸設備，所以指揮部以“發動群眾”的方式，采用推、拉、頂、吊等方法才將其“盤”進廠房。1970年4月，中國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安裝完畢，迎來了啟堆的時刻。在第一次啟堆后，測量人員發現反應堆頂部的物理測量管與堆頂部件焊接處有滲漏。在停堆搶修過程中，技術人員鄒心銀整個人趴到堆頂蓋上，用嘴吸管壁里的積水。這是只有在那個年代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經過滿功率運行的反應堆積水是可能帶有放射性的。現場突然鴉雀無聲，只能聽見鄒心銀的吸水聲——“這聲音好像刀片劃過在場每個人的心”。最后，積水吸干，焊接成功了。在啟堆前的7月15日、16日，周恩來率其他領導和專家兩次聽取了由軍管會主任王漢亭和工程技術負責人彭士祿等人組成的赴京匯報組匯報。周恩來在匯報過程中提到核電說，陸上模式堆“奠定了熱核電站的基礎，今后燃料多了，就可以自己搞！成功了，陸上核電站就有了，是核動力的起點，將來還可以做得更好……”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經過半年的反應堆安裝和調試，于1971年8月開始試航。這里必須提到一位捐軀者——從1959年就參加潛艇核動力設計的工程師李宜傳（曾任715所儀控室主任）。他在陸上模式堆安裝之前切除了一個腎，但拒絕了大家的勸阻，帶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吃住在現場。隨后，他又拖著病殘之軀再次請。1972年4月，李宜傳終因過度勞累犧牲在核潛艇試航的工作崗位上。圖為第一代核潛艇工程四位總師合影（左起趙仁愷、彭士祿、黃緯祿、黃旭華）。1974年8月，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攻擊型核潛艇（401艇）——正式服役。88歲高齡的朱德元帥在海軍司令肖勁光大將的陪同下檢閱了中國核海軍的第一艇。參加了慶典儀式的中國第一任核動力總工程師趙仁愷回憶說：“那莊嚴、盛大、隆重的場景，有幸一遇，足慰終生”。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的1982年，美國“核海軍之父”Rickover海軍上將（時年82歲）訪華，爬上了“長征一號”核潛艇。他在參觀后稱贊說：“這完全可以與同時代先進國家的核潛艇媲美！”。2019年1月31日，來自青島嘉峪關學校的學生們登上我國第一艘核動力潛艇401艇參觀。
“軍轉民”歷程的磨難
深藏四川大山里的核動力院似乎被遺忘了，因為當時占據了主導地位的引進政策沒有考慮如何利用中國的技術基礎來發展核電。在1980年代有關中國核電發展道路的爭論中，各方都以核工業主管部門作為核動力技術的體現，而包括決策者在內的大多數人都不清楚中國核動力技術的承載體到底在哪里。于是，一支四五千人的中國核動力技術主力隊伍被“遺忘”在四川夾江的山區。1970年代末，在“軍轉民”的大勢下，核動力院研究陷入停滯狀態，技術骨干大量流失。1988年接任院長職務的錢積惠后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最困難的時候，我形容我們老院長（任和）像個叫花子拄著拐棍‘討飯吃’，全國都跑遍了，領著一批專家去求人家、找項目，風塵仆仆，跑了好幾年”……“當時大家在山溝里，拿著僅有的一點工資，但熱情還是很高，我們當時上上下下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要搞核電’”。他在信中直言國家對核動力基礎研究的忽視以及核動力研究基地所面臨的困境，并呼吁：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的核大國，作為一個已經擁有核潛艇并還要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軍用艦船核動力的國家，理應也有能力走自主發展核電的道路。江澤民收到了錢積惠的信，并于當年6月15日對信作出批示，贊同支持核動力骨干實驗裝置的建設。此后，國家計委批準對核動力院投資1.8億元，在成都建設一批軍民核動力骨干試驗裝置，同時依托這個項目實現了核動力院從夾江到成都的搬遷（涉核的部分仍然留在夾江）。在最困難的階段，核動力院始終堅持著對核潛艇動力堆的研究，一直堅持到1990年代末中國上馬第二代核潛艇工程。615工程建設試驗裝置全部是核動力院自己設計的，這為后來的秦山二期核電站壓水堆的自主設計和建造，以及新一代核潛艇的開發，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華龍一號”的
技術源頭
核動力院在秦山二期中標并非偶然，完全是憑技術實力贏得的。在“軍轉民”的困難時期，核動力院仍然保持著技術研發的“沖動”，在國家下馬的項目基礎上建成了乏燃料堆（岷江堆），以利用高通量堆使用過的乏燃料。1957年，美國通用原子公司（Gulf General Atomic Corporation）開發出世界上第一個脈沖堆，一直獨家壟斷技術和市場。1975年，核動力院的技術人員從報刊上獲得脈沖堆的信息后，開始研究并向院里提出建堆的建議。1979年4月，核動力院把研究人員提出的概念設計方案上報二機部。雖然很快得到批準，但它只是一個沒有列入國家計劃、沒有經費的項目，只能靠院里東拼西湊地自籌資金。1981年擔任脈沖堆研制組技術負責人的夏祥貴，在項目一度因人員調走、經費減少而前景黯淡的條件下，堅持了整整10年。脈沖堆的特性主要取決于其特殊的燃料元件，承擔開發燃料元件任務的四所是一支吃苦耐勞的隊伍。經過幾年的努力，課題組用自己獨創的氫化工藝實現了滲氫，于1988年4—9月正式生產鈾氫鋯燃料元件。為了省錢，從1986年4月開始正式安裝的脈沖堆建在一個廢棄的廠房。現場總指揮李達忠對當年最深的回憶就是“真是太累了”。工程組副組長丁家祥，因長期勞累患上勞累型心臟病；1990年7月22日，中國脈沖堆首次達到臨界，在舉行建成慶典的時候，總設計師夏祥貴卻因操勞過度住進了醫院。在10年的時間里，核動力院動員了幾百名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完成技術攻關和科學試驗上百項，連施工也完全是自己干的。1993年，核動力院向軍方提供了一座功能更加齊全的脈沖反應堆，在中國簽署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后用于模擬核爆試驗。
有意思的是，美國通用原子公司聞訊后不相信中國人能開發這種技術，認為核動力院“盜竊”了它的技術。1992年初夏，雙方代表在深圳會談。中方說明了核動力院攻克鈾氫鋯元件的獨特工藝路線——低壓滲氫（比通用原子公司的高壓滲氫更為簡單和先進），不到一個小時，美方代表就被事實說服。設計秦山二期反應堆系統是核動力院進入核電領域的里程碑。由于上級規定秦山二期必須參考法國的M310（大亞灣的反應堆），也由于它沒有原型堆（引進派特別重視這個概念），所以一些人總喜歡把秦山二期的技術說成是抄襲法國人的。這完全是錯誤的說法。有段時間，很多人經常不厭其詳地追問某項技術與法國技術的關系。不善辭令的老科學家們，不止一次惱怒地回答：“這些技術是我們在山里試出來的！”或者“我們在山里就是這么做的！”2018年3月21日，中核集團福清核電6號機組完成反應堆穹頂吊裝，這是國內第二臺完成穹頂吊裝的“華龍一號”核電機組。1988年4月，核工業部被撤銷，其原有的政府職能劃入新組建的能源部，同時組建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中核總），負責管理核工業。中核集團成立后，提出把CNP1000（我國自主設計的國內最高水平的百萬千瓦級商用壓水堆核電站）作為集團的自主品牌來發展，于是以行政手段重新分配任務，由三家設計院聯合設計。這個做法曾經引起中核集團內部對于技術方案的爭論，一院和二院聯合提出了CNP1000（二院負責土建設計），728院則聯合美國西屋公司提出了另外的設計方案。最后，中核集團確定一院和二院的CNP1000為集團的核電自主化方案。1999年年底，中核集團在九華山莊開會，正式對外推出CNP1000。中核集團力推自主核電技術本來是件好事，但它當時的做法卻包含了一個戰略意圖，即把CNP1000當作統一全國的核電技術路線的手段。2018年1月28日，“華龍一號”全球首堆、中核集團福清核電5號機組反應堆壓力容器順利吊裝入堆。然而CNP1000的發展并不順利，雖然CNP1000最初是核動力院提出的設計方案，但中核集團為了控制項目主導權，通過行政命令方式讓原本沒有CNP1000開發經驗、甚至曾經反對過這一方案的728院成為CNP1000方案的總包院。728院長期以來采用的是美國的設計標準，拿到項目后便把原來二院設計的廠房布置推倒重來，這就大大拖延了核安全局審批的工作進程。這種情況給了引進路線以口實，以業內相爭不下為理由，索性提出引進第三代核電、實現一步跨越的方針。歷史有點“詭異”的是，恰恰是引進路線促成了自主技術路線的“自贖”。為引進AP1000而成立的國核技收編了728院，反倒使中核集團只能依靠核動力院，當然也意味著更深度地控制它。更重要的是，引進路線自上而下的強行推進和AP1000的步步踉蹌，反倒使中核集團和中廣核再度產生自主開發的動力和機會。于是，中核集團走出“CNP1000→CP1000→ACP1000”的發展路線，中廣核集團走出“CPR1000→CPR1000+→ACPR1000+” 的發展路線；最后，在國家能源局的要求下，兩者“融合”成為“華龍一號”。2015年5月，我國“華龍一號”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電5號機組開工建設。
本文沒有涉及后來的研發，兩個集團都做了很多新的工作，尤其中廣核后來加強了自主的技術研發，一定也有許多自己的技術。但無論如何，這兩條技術路線的系統架構和基本技術都源自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這個事實大概可以解釋為什么兩個集團的兩條技術路線“融合”起來時并無技術上的困難。但故事還沒完：核動力院設計百萬千瓦級核電站的基礎是秦山二期，而它能夠“憑空”（指沒有原型堆）設計出來秦山二期的基礎是中國從開發核潛艇動力堆以來的能力積累。由于對核潛艇工程的高度保密（其程度甚至超過航天）、理解復雜技術的困難以及行政管理體制的不合理，核動力院的業績一直鮮為人知。在“軍轉民”最困難的時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到一院視察的國防科工委領導對所見所聞潸然淚下。九院是誰？就是“兩彈”元勛鄧稼先帶出來的團隊——中國核武器研究設計院。讓這樣的單位向一院學習，可見核動力院的事跡有什么樣的分量。根據2006年7月20日《環球時報》（第8版）的報道，印度從1991年開發核潛艇以來的15年間，花了100多億美元，因為實在難以完成核動力裝置的建造，不得不向俄羅斯租借核潛艇。相比之下，中國對核動力院前40年的全部投資還不及購買一個外國核電站的錢，而被餓得骨瘦嶙峋且經常受氣的核動力院卻為中國核海軍貢獻了關鍵技術、裝備和中國自主發展核電的技術基礎。也是在那個時期，到核動力院視察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也流了淚，他在一院干部大會上說：“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將不忘你們的偉大貢獻，你們受委屈了！”今天重提往事，是因為伴隨中國核動力成長的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不可遺忘，何況這種精神恰恰符合技術開發的邏輯。當我們十幾年前訪問時，核動力院的第三代總師隊伍已經成長起來，屈指一算，該院的第四代總師們今天也應該開始擔綱。希望年輕一代繼承前輩的精神，希望今天的中核集團領導們善待核動力院，也希望核動力院的領導們善待前輩。“華龍一號”的技術源頭到底在哪里，本文已經解釋清楚，雖然這個源頭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久遠、更復雜。2018年2月20日，央視新聞頻道播出一個探訪四川909基地的節目，通過高星斗、吳觀和等幾位老人的回憶，非常簡要地回顧了建造第一個陸上模式堆的歷程。
數年前，年輕一代工程師們拆除屏蔽墻時，在鉛塊底下發現了一句字跡模糊的話：“孩子們，辛苦了。”不知道是誰寫的。一位出生在夾江的后輩工程師說：“看得哈哈大笑，老一輩可能知道我們要干這個活，提前給我們寫下這句話。”前輩們當然知道這些設施在完成服役后會被拆除，也許他們當時建得太牢固，所以幽默地留給“孩子們”這句話。我們普通人可能以為，只要建起核設施就算有核能力了。其實不然，只有能把退役的核設施安全地拆除并處理掉核廢料，即完成核設施的全部生命周期，一個國家才算真正擁有核能力。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已經退役，而核動力院也已經以自己的整套退役技術，安全、干凈地處理完相應的所有核設施。從這個意義上講，前輩的話其實也是對“孩子們”的囑托。“孩子們”也沒有忘記父輩。我們引用一位當年被父母從北京帶到909基地的人在回憶童年往事時寫下的一段話：35年后，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初到基地的時光，心中卻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傷。是的，當我被爸爸牽著手，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我的命運在懵懂中已完全被改變了，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的父輩們，當年一腔熱血，來到這片“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基地，為的是“三線建設”，為的是讓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覺。他們似乎沒有想過孩子的未來，而我們也就在他們的忽略中，在這閉塞又單純的環境下長大了。回想起我們的成長，回想起我們基地的變化，我甚至無法理解他們當時那義無反顧的舉動。但我不能不從心底里敬重我的父輩們——那些為我國核動力事業發展“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老知識分子、老工人……讓我們記住本文在講述中國核動力工業史時提到的那些名字，雖然我們應該記住更多的名字。他們以及領導了他們的開國元帥和將領們，才是傳說中的“中國核潛艇之父”——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他們也是中國核電技術的奠基人。
四川909基地：跨越半個世紀的問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沒有白白得到過任何一項“國外先進技術”，有時甚至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不同工業或企業引進技術的效果經常呈現天壤之別（拿至今還以組裝外國品牌為主的汽車工業對比一下核電，就可以明白其含義）。沒有自主開發或自主開發努力不足的工業或企業，不是被外國企業控制，就是干脆滅亡。因此，中國今天能夠走多遠，是因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國明天能夠走多遠，也取決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至于以為躺著不動就能從天上掉“餡兒餅”，那是癡心妄想。
如今，核潛艇陸上模式反應堆雖然已經銹跡斑斑，但它的存在，就是中國核動力院的歷史所證明的道理：為什么當引進路線不能兌現自己的承諾時，中國的核電發展沒有踉蹌，反而更好？為什么當美國要制裁中國核動力工業時，中國只是輕蔑地“呸”了一聲？原因就是中國有那樣一支隊伍。用不著懷疑：如果中國的航空母艦將來成為核動力的，那么其核動力系統也只能由繼承前輩精神的那支隊伍干出來。而且，他們一定干得出來。還是在上述央視播出的節目中，曾經親手參與建造中國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黃士鑒（時年79歲）在回顧歷史時，面對記者的鏡頭淡然地說：“我們干了一件事，當年就是這么默默無聞，現在回過頭來又覺得它驚天動地，走過來了，而已。”面對這樣的精神，核動力院的歷史已經成為一種超越某種具體技術成就的符號，象征著中國今天力量的來源以及明天必須堅持的方向。①孟戈非，男，1920年出生于山東濟南市。1938年參加抗日戰爭并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后進入東北。1953年起任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生產主任。1958年年末被調到二機部，以原子能所副所長的身份直接領導了中國核潛艇動力裝置研發團隊，后任二機部科技局副局長等職務。1960年代前半期，他在建立核動力研究機構的問題上與二機部領導發生分歧。“文革”后，他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趙仁愷在為孟戈非的書（2002）寫的序言中說：“我認為當時孟戈非同志高瞻遠矚，從全局出發，高度負責地向有關領導提出核動力的研究設計開發應該統籌規劃，遠近結合，建設一個配套的、具有趕超條件的核動力研究設計基地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提出的規劃建議是有意義的。可惜由于當時意見分歧，再加上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一片紅心，多少辛苦，在翹望中與委屈中不了了之。”②趙仁愷（1923年2月16日—2010年7月29日），漢族，江蘇省南京市人，1946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機械系。1958年9月加入核潛艇動力裝置研發團隊，被任命為設計組組長；1961年年底調任研究和建造某生產堆（為核武器生產燃料）的技術負責人；1965年再度回到核潛艇隊伍；1966年初冬率設計團隊赴909基地，以技術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參與了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建造全過程。曾任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趙仁愷是中國核動力裝置的第一位總設計師，兩院院士，為中國的核動力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③李樂福是核潛艇動力裝置研發團隊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但我們無法查到關于他的信息，只知道他因為身體不好去世較早。實際上，由于核潛艇項目高度保密，所以許多參與者的信息都無從查到——他們確實是默默地為國奉獻。④彭士祿，1925年11月出生，男，漢族，廣東省海豐縣人，是中共早期烈士、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之子。1956年畢業于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后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進修，1958年回國。1959年加入核潛艇動力裝置研發團隊，全程參與了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建造過程，后任反應堆工程的技術總負責人和現場指揮。陸上模式堆建成后，年輕氣盛的彭士祿因對海軍把909基地退還給二機部不滿，于1971年率一部分人到國防科工委七院在武漢的一個單位單獨成立核動力堆設計機構，后與719所合并（孟戈非，2002：337、361-364）。1980年代，彭士祿回歸核工業系統。1994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⑤《往昔歲月》（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2006：68）提供了鄒心銀的一份“官方”簡歷：男，漢族，1934年8月出生，湖北宜昌人。1963年從北京電力學院熱工專業畢業，先后在水電部電力學院、北京715所、核動力院二所等單位工作。196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在某工程建設中榮立三等功。多次獲“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82年8月，48歲“因病去世”。⑥周圣洋，男，曾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學習進修；1960年被海軍任命為核潛艇總體設計分組負責人，后來在機構變動中加入反應堆的開發團隊，曾任715所的行政領導，并在夾江參與了建造陸上模式堆的全過程；1981年起任中國核動力院院長；1982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728院院長；1987年因病離休；1993年3月在上海病逝，享年67歲。⑦錢積惠是上海人，1959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熱工專業畢業，1968年調到909基地。1984年中國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后，他被派到維也納做了3年的技術外交官；1987年回國后，他走上核動力院的領導崗位，1989年8月被中核總任命為核動力院院長。在擔任院長期間，他對管人、管錢不感興趣，總是從戰略角度看問題，對贏得中央支持、挽救核動力院作出巨大貢獻。在核動力院的歷史上，他是以一位“內戰外行、外戰內行”的院長而著稱。1992—2002年，他任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干事長。退休回國后，他落戶成都，選擇永遠守候核動力院。21世紀初年，錢積惠為自主發展核電奔走呼號，被引進路線的官員斥之為中國核電界反對引進的“極端分子”。⑧任和，1983年5月接替周圣洋出任核動力院院長，1988年退休，1995年2月在成都病逝，享年65歲。⑨閔元佑，男，1939年5月出生，上海市人。1963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反應堆工程專業，全程參加了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一回路主系統的設計、安裝與調試。1984年起任核動力院設計部副主任及駐金山石化總廠設計隊副隊長，負責45萬千瓦金山石化核熱電站的設計工作。曾負責新型核潛艇動力裝置方案的設計和研究，參加和負責60萬、90萬千瓦及小型核電站的方案論證。1992年起任秦山核電站二期工程副總設計師及反應堆和主冷卻劑系統總設計師。2018年7月在成都去世。⑨黃士鑒就是前述1970年8月30日在現場計算核實196堆達到滿功率的那位工程師。根據不完整信息，他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1960年代初期在715所工作，1969年從北京來到909基地，曾任核動力院總工程師。1.《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2.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3.孟戈非:未被揭開的謎底——中國核反應堆事業的曲折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5.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往昔歲月：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紀念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建院四十周年專版，2006.6.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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